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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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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学良所谓的“到十一月就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肤施会谈后发生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接受。这次张学良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急切，想在西北图谋一个大“计划”呢？

本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晤中，双方达成的国共联合7项条件，张学良是准备伺机向蒋介石汇报的。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肤施共识很难实现，特别是争取蒋介石放弃“剿共”，张学良本无暗中与中共私和并悍然捉蒋的初衷，他当时只想一件事，就是如何率东北军抵抗日本，以酬他杀回东北、一血前仇的夙愿。没有想到蒋介石非但听不进他的肺腑之言，反而把所有主张联共的将士，一概斥为“为共匪张本”。正因为如此，才为西安事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36年5月1日，刘鼎在洛川接到肤施的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封信就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及东北军部将子弟希望投奔瓦窑堡学校继续读书等事宜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该信所述的其他事情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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