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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信中所说的“欺骗”当然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当年11月的“计划”，必须要和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党羽特务们虚与委蛇，否则东北军的政治动向将会引起南京的怀疑。作为中共代表，刘鼎对张学良在重大政治抉择面前采取左右摇摆的态度表示担忧，也在情理之中。刘鼎因此向中央汇报说：“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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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在密信中最后以肯定的语气再次向中共中央评价了肤施会晤后的张学良，尽管张学良仍有某种让人担忧的徘徊，可是他向往共产党、渴望与中共联合，以期共同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思想主流是不容否定的。

从刘鼎发自洛川的4封密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偶然的，也似乎不像张学良本人事过多年所称这次事变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通过对这4封密信的解读可知，早在1936年4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了。而且从刘鼎的信中还可得知，中共当时对张学良的这个“计划”虽然无法知道全部内容，也不可能知道张学良有兵谏蒋介石并扣押蒋介石的打算，不过从信中可知这一“计划”的实施时间约在当年11月间。如果依张学良的愿望，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会晤能够得以实现，那么中共中央很可能早一些了解到刘鼎所称“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的内情。然而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的第二次会晤毕竟没有实现，所以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勿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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